千江有水

 

　　“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木耳、多宝鱼中认识了硫酸铜……今天，三鹿又让同胞们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中秋时节回家，正撞上毒奶粉事件惊醒奥运后的中国，类似的手机简讯每每被引为佐餐的笑谈。简讯的骇人内容与满桌表情无辜的佳肴美馔之间的尴尬比照，在你转给我、我转给他的热烈气氛中，悄然蒸发。

　　倒退二十多年，我也曾是无数懵懵懂懂，喝“中国制造”的乳品长大的一个孩子。在不止一代人的词典里，“祖国母亲”的“乳汁”和“哺育”，注定寓含崇高的暖意，承载郑重的恩情；然而寥寥数日，这些词藻已被彻底玷污，沦为贪婪、腐败与道德沦丧合谋布下的黑暗陷阱的标记。

　　与海外对“中国制造”的食物标签挥之不去的狐疑相比，在食品安全问题矛盾最尖锐、祸害最频繁、保障最薄弱的大陆，对侥幸与风波擦身而过的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依然淡静。阖家围坐，吃中国的菜，饮中国的水，一边关注新闻，一边消遣简讯——这种短而脍炙人口的新兴文体，在日渐键盘化的时代里一夜崛起，越到多事之秋，越爆发活灵活现的创意。若说网络空间可以凭“怒骂”搏出位，那么来到小小的手机屏幕，只剩下“嬉笑”争眼球：裹着讽刺的糖衣，吞咽无可奈何的苦涩现实；借俏皮的戏谑，暂时安抚从眉头到心头的焦虑。它抒发怨气却又消解了怨气，散播民意却又暗暗抑止了民意的进一步散播：这样的社会功能，料是最初应刺激通讯业之需而生的“简讯写手”没想过要发挥的吧？

　　如今的大陆，忧不胜忧，单单心有余悸就够格成为“杞人”。于是，在一番手指的激烈运动后，在阵阵骂声笑语里，日子俨然继续。饭总不能不吃，如此天经地义的逻辑，成为置身其间、无处逃遁的人们最终投靠的单薄慰藉。

 

 

* 上周在《联合晚报》发表的一则短评。

 

 

 

 

——读〈好事近〉，见《鲤·孤独》。

 

　　在张悦然的笔下，眼仁的颜色“淡得遥远而无辜”的杨皎皎，却“总有这个本事，把原本平静的感情推向极致”。如果小说的个性可以像一个人，那么《好事近》这篇作品仿佛与杨皎皎如出一辙，在一个散发着看似无辜的青春气息、用流丽的语言细密编织的故事里，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拒绝的可能性推向剧烈而冷酷的极致。 　 　　
　　

　　 贯穿全篇的身体符码，尤其是叙述者“我”与自己的身体之间的一番有意识的纠葛，是解开这篇小说最关键、也最明显的线索。
　　
　　然而，从一般反应来看，似乎年纪稍长的人对八零后笔下的“身体”多少有那么一点成见而不愿细究，年纪更轻的读者则又对强烈的意象和刺鼻的气味颇感不安。所以，难免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在最受欢迎的书评里，也尚未见到对这一作品的深入剖析。小说被简单地贴上诸如“同性恋”、“经血”和“孤独”等标签。这么一来，我想，恐怕很多读者会很自然地碰到一个疑问：为什么小说取名“好事近”？——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篇名是有意义的话。
　　
　　身体与生俱来，我们在它里面生，也将在它里面死。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格外不同的是，几乎自始至终，叙述者“我”都对自己的身体有着极清醒的意识，并对身体的状况采取断然而明确的控制。在与杨皎皎“无事可做、唯有相爱”的四年里，一个具有鲜明女性特征的身体永远是横在两人中间的鸿沟，迫使“我”一再遮掩逃避，直至彻底挫败。分手后，带着对杨皎皎欲说还休的思念，“我”选择锐减营养，恣意耗损这具导致爱情破裂的身体，仿佛这么做可以将落空的怀念和徒劳的欲望同时饿死。
　　
　　小早的出现，表面上最明显的，莫过于扮演了一面镜子，通过正衬与反衬，映照出“我”与杨皎皎曾共同度过的潋滟时光。但这个人物在叙述上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借小早这个模特，我复制了过去的生活，在同样的时间，做曾和杨皎皎做过的同样的事，却发现自己不再怀有激情。
　　
　　从离开小早，到杨皎皎再度出现以前，在这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蒋澄这个人物出现（他的名字或可解读成与“奖惩”同音，而他的人生则演绎了一场同性之恋的奖赏与惩罚），主要是推动情节。然而，真正富有暗示性的是“我”与母亲告别的那一幕，虽然看起来与主线的发展似乎没有太大关系。母亲在临死之前，幽黑的洞口里流出最后的经血，成为欲望的明示。当“我”摘掉氧气罩，便为这种双重意义的欲望划上了句号：是欲望，也是女性意义上的欲望，因为这个欲望无法避免地植根于一个女性的躯壳内。所以，以月经的停止为信号，“我”所做出的了断也是双重意味的：不仅了断身体的女性特征，也了断了欲望本身。
　　
　　直到杨皎皎再度出现，这种了断开始接受检验，并开始展露它有多么彻底和残酷。
　　
　　这一次，试图重塑过去的人是杨皎皎，此时的她是一个蒙羞的情场失败者，一个终于认识到自己曾毁掉了什么、失丧了什么而由衷感到悲哀的忏悔者。然而，在徐徐被复制的昔日生活面前，虽然“我”并非心如止水，却始终坚守壁垒。
　　
　　临近尾声，情节愈来愈剧烈，画面愈来愈刺眼，在一通电话释放了冲动之后，来到一个被二度搬演的近乎变态的场景，“我”以明确的意志阻止自己重蹈上一次的结局。这时候，月经已经恢复，身体顽强地唤回了原有的规律；然而，经过这一场借助身体来完成的了断，“我”的心最终比身体更矜持，更清醒，几近坚不可摧。在最后一幕，这种内在的静冷与外在的滚烫画面之间形成有张力的对比。
　　
　　在扼杀欲望之后，“我”住在一个接近透明的身体里，与“试着让自己不爱”的孤独妥协，以此交换“不被牵系”的轻松自在。孤独在这里成为安全的屏障，看似出于无奈，但只要熬到伤疤痊愈，就可以最终甘之如饴。
　　
　　最后来回答一个初始的问题：小说为什么取名“好事近”？
　　
　　读者都会注意到，从“十个月前”到“一天前”，小说以步步逼近的时间为框架，但“好事”果真“临近”了吗？对于蒋澄来说，他完成了一场报复；对于“我”来说，杨皎皎终于重回“我”的身边，并乞求和好；对于杨皎皎来说，她凭直觉相信，“猜到你不会拒绝我”（何况蒋澄应该是不会来了）……结局似乎朝着每一个人都曾经愿望的方向发展；或者说，小说的确满足了他们各自残存期盼的理由。然而，一念之间，一句特意说得和蔼从容的话，道破彻底的拒绝，让极端的搬演终究归于幻灭。“近”这个字，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即将到来，但也可以意味着尚未到来，甚至最终不会到来。这是标题最耐人寻味之处。
　　
　　有些错过注定无可挽回。有些惩罚注定冤冤相报，历久弥新。在那之后，或许只有绝望，只有彼此疏离、各自孤独，才是唯一的出路。“一切已经物是人非”——反讽的是，好事可以如此切近，然而或许永远不会到来。

 

 

* For N.

 

 

几乎没有办法再使用“沈喑”这个笔名了。

 

因为一个名字，每每想起过去，想起刚刚跨入大学、初识华新的时候，想起许多由这个名字开始相遇的友人。那是从指尖到屏幕，第一次怯怯涉足的虚拟社区——却是一个最不虚拟的群体。直至后来，泅泳于网络的汪洋，在那么多或大或小、或众声喧哗或人迹罕至的浮屿间穿梭，才突然有一天明白了，小王子如何爱上他唯一的一朵玫瑰，在一个到处有玫瑰花盛放的世界里。

 

于是，一枚名字化成了一个驿站，在生命的旅途上，在记忆的隧道里。倘若命运是一列向前疾驰的火车，那么记忆就是车窗外不停倒退的风景——可是，即使火车能够停下来，也无法让惊鸿一瞥的美丽定格。因为风景兀自变迁，兀自演绎着沧海桑田，无论目光抵达与否。

 

 

 

 

 

火车穿过长长的隧道，“夜的底层变成白色的了”。

 

每次翻开《雪国》，拂面与这一句相见，就想起在加州时与杜国清老师的交谈，我们共同的遗憾。这句话的日文，似乎中文或英文的翻译都不尽意。

 

有些书就留下这样的气息，引人一再重返，流连不已。

 

《雪国》、《千羽鹤》、《古都》的合集，以文学成就而言，《古都》最是单纯清浅，恍若以京都四季风物作背景的莫扎特的音乐；《千羽鹤》的编织承转亲密而微妙，近乎不着痕迹，以超然的叙述技巧蜿蜒探入内心的幽深世界；相比之下，《雪国》则与两部作品都极不一样，透过那样秉赋强烈、棱角鲜明的虚构，摊开一帧按捺不住却无以寄托的精神映像。

 

从火车穿过隧道的那一刻开始，就处处看见两相映照的风景：岛村眼睛里的两个女子，驹子徒劳而认真的生，与叶子悲凄而凛冽的死之间，构成亮色与冷色、浓烈与柔敛、渐悟与顿悟的对照，实与虚、动与静、续与断的反诘，如霞光对雪色，如镜里照现的妖娆红颜与窗上浮映的迷离秋水；并非对比，亦非张爱玲所偏好的“参差的对照”，而是一体之两面，是生命在抵达死亡以前所兼具的美丽与虚幻，因为不断的消逝，涌出不竭的眷恋。岛村并不仅仅是叙述的取角，也是风景的一部分：叶子与行男之死别，正照应驹子与岛村之生离；而叶子对于死的决然归赴，像透过一粒沙所洞察的世界，照亮了岛村对于生的惝恍缱绻。

 

解读这篇小说的虚构动机，让我想起另一部成双设对、处处渗透“参差的对照”的作品——《石头记》，贯穿两者的是如此相似的精神底色：是情，是幻？孰真，孰空？是执著于物哀之美，抑或皈依运命的徒劳？当记忆如此纤毫毕见，刻骨铭心，由谁来了悟红尘虚幻，悬崖撒手？

 

 

 

 

 

 

整理过去两年来在这个空间里留下的印迹，几乎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原来还以为，不过是淡静的生活；直到在几个分类栏里来回穿梭，才发现自己一直活得这样细致和努力，近乎贪婪地积累记忆——

 

“行旅”（On the Road）收录旅途上的邂逅，而没在旅行的时候，大事小事都进了“岛语”（Islet Days）。自从知道了 "islet" 这个词，就不大用 "island" 来形容新加坡了；但 "island" 倒也没有荒废，如今越来越常用这个词来做台湾的标签。

 

“故事”（Newsroom Perspective）亏得注上英文，因为并非小说意义上的“故事”，而是指新闻业内常说的stories，是一些未必经过精心编织但必定带有角度的叙事；至于从新闻室下班以后，关于读书、电影和剧场等的一些摘录和札记，则归于“笔记”（Ex Libris）。

 

剩下的两类，“随笔”（Essays）是比较短而清浅的，篇幅较长以及较深入的写作如评论、散文和诗，则放在“书写”（Writings）。

 

——或许处女座就是有这样的强迫症，渴望皈依一个整洁而秩序井然的世界，仿佛凭借周密的系统和悉心的梳理，可以驾驭茫茫未知的天地。在一个无法阅读的夜晚，借着吉光片羽的记忆临时取暖，我希望与往昔和解，尔后，与未来坦然相见。

 

 

 

 

      来，先告诉我你的华文名字。

      我面前坐着四个在本地一所理工学院修读视觉艺术的少年。一个周末的午后，快餐店炸薯条的气味轻轻将我们淹没。初见之下，一切都与一场平常的访谈并无二致。

      我的开场白让坐在右手边的第一个男孩子陷入思索。显然他在努力回想。

      剩下的四个人则都愣住了。

       “嗨，你有多久没用过你的华文名了？”一阵笑语打破了短暂的错愕。

      哦，想起来了。

      男孩突然眼睛一亮。他利落地从钱包里抽出身份证。

      然后，一笔一划，他很认真地把名字抄在我的采访簿上，中间停顿了两次，瞪大眼睛仔细察看那被赋予他的三个方块字符。那种注视像是经过多年的分隔，被领养的孩子重新打量突然站在他面前的生身父母。

      需要帮忙吗？我问。不用，谢谢。千万别抄错，另一个少年提醒，你的名字会被写到报纸上去的。

      即使果真写错了，或许他也不会知道。访谈临近尾声，我告诉他们预定的出版日期，提醒他们到时候去买报纸。哦，没关系，少年淡淡地回答，我们向来都不看华文报的。

      没关系，或许是吧。此刻我记述这个发生在至少一个月以前、却停驻在脑海里拒绝消失的细节，也察觉到一种近似的“疏淡”：他不会看到我在写什么。事实上，他们都不会看到，本地若干份华文报纸每天在关注着、谈论着、记录着什么。

      不时听从中国来新加坡观光或小住的朋友们说，这里让他们感觉很亲切，许多地方、许多场合都可以使用中文；然而那个偶然邂逅的男孩却让我窥见另外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有意或者无意的，原来岛国也可以成全一种与汉字长久绝缘的生活环境，甚至连华文姓名都略过——当然，要记得别弄丢了身份证。

      不然或许有一天，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告诉对方自己是谁。

 

 

 

* 9月2日发表于《联合晚报》“晚咖”。

 

　　P.S. 昨晚去看《大牌33》（Block 33）的媒体预演。

　　一场可以闭起眼睛来欣赏的演出。唐四重奏，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作品包含南洋华人神灵祭拜的元素，以及对个人记忆里的“中国性”的探寻，我知道；但既然没有review的任务，甚至连写点什么的义务都没有，那就乐得轻松自在，爱怎么看（听）怎么看（听）。

　　我想，我对舞蹈并无偏见；我只是对唐四重奏有“偏见”而已。但事实上，可以很客观地说，音乐，仍然是演出的灵魂。

 

 

转：《大牌33》寻找自己的“中国性”（联合早报，2008年8月28日）
 
　　《大牌33》是音乐与肢体语言的游戏还是创作呢？唐四重奏、“亚福与朋友”将一起与观众作一次近距离的互动。
　　“亚福与朋友”艺术总监郭亚福说，“大牌33”是他小时候的组屋大牌，当时他居住于河水山一带的一房一厅组屋，拜祭活动活跃热闹，家里的神台、周围的庙宇文化，就成了他童年的重要记忆。他说：“当我和唐四重奏在谈‘中国’‘华人’的意义时，就不禁想起小时候看父辈送钱回唐山亲戚的现象，以及那时看见的烧香膜拜、巡境游神等民间庙宇活动。”
　　即使到现在，郭亚福仍然记得，他的“大牌33”5楼的住家庙，组屋阴暗走廊的神秘与恐惧感。“当然，现在年纪大了，知道更多，对这些神灵和拜祭祭祀，也有另一层看法。”
　　对郭亚福而言，《大牌33》并非探讨神灵，而是一个关于个人记忆和印象，寻找自己“中国性”的作品。
　　演出场景将设在一房式的厅里，描写小市民拜神后的幻想。唐四重奏将现场演奏中国作曲家谭盾的《八种颜色》和胡小欧《么些》。
　　唐四重奏的黄毓颖说，选择这两首曲子，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而且曲子用了现代作曲法谱写，有京剧中的技法，有也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技巧、节奏等。
　　黄毓颖说：“比如我们在演奏时，除了平常的弹、拨、拉之外，还有用舌头发出打击乐声音，用脚板打拍子，感觉像耍杂技，挑战性挺大的。”
　　唐四重奏这次演出更大的挑战是，呈献他们生活的一面。他们将不会像打领带穿西装，而会穿着短裤、拖鞋出现。
　　郭亚福说：“大家对唐四重奏的印象也许是衣冠整齐，其实他们私底下都随性，喜欢穿短裤和T恤。既然这个演出叙述的是非常生活化的场景，我便要求唐四重奏穿得随性一点，就像你从组屋窗口看出来的平凡人似的。”
　　他保证，这次演出将给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唐四重奏”。
 
《大牌33》

日期：9月4日－6日；时间：晚8时；地点：国家博物馆 History Gallery Glass Hall. 票价：$30

购票：国家博物馆，tel 63323659，网上订购 www.nationalmuseum.sg

 

 

 

 

那一夜，第一次，在我短暂的生命里，仿佛亲耳听见文明史的一次心跳。

 

8月8日，北京，举世瞩目的鸟巢之夜。

 

此后沸沸扬扬的论述，谈政治和经济，谈国际影响和东西方思维，谈奥林匹克运动史……然而，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回顾这场追溯上下五千年、缀满文明图腾的盛会，还有另一个角度值得细细琢磨：关于文明的流转，文化的承传。

 

那一夜，罕见地略去了与执政党有关的红色文化，也一洗大陆国家级仪式上惯有的官僚气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以一句华人社会里妇孺皆知的儒家经典拉开帷幕的盛会，从手执卷轴的儒生，到恢宏瑰丽的盛唐景象，再到乘风破浪的大航海时代，高度提炼的象征与艺术化的再现犹如徐徐展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画卷。在历史的星空上，四大发明、瓷器、山水、飞天、长城、茶、中医、昆曲、太极等等文明的图腾熠熠生辉。

 

你可以说，当西方的文化产业越来越热衷于操弄中国元素大作文章之际，当亚洲邻国迫不及待地要给同源的文化风俗贴上自家的商标时，这一夜，中国有必要向世界演绎传统的真正渊源和文明的真实面貌。然而，如果这一夜有资格载入史册，原因并不止于此。将鸟巢之夜嵌入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会看到，经过整整一个二十世纪剧烈而彷徨的思想求索与价值冲突，在一个为全世界观众所打造的舞台上，这是生于现代、长于现代的中国人第一次，举国上下，宣示对自身精神传统的严肃敬虔，并呼喊出回归华夏文明史的强烈渴望。

 

回溯上一个世纪，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样，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架起极端的二元论，以“进步”、“富强”的名义，对自身的文明传统做出如此彻底而决绝的扬弃。新文化运动废除文言文、代之以白话文，并非没有积极的一面，但至少在技术层面上，剪断了后代与先贤之间的脐带。

 

到中共建政，在毛泽东治国的三十年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强行灌输到社会各阶层，政治斗争全方位地渗透社会与个人生活，而传统文化则最终被贴上“四旧”的标签扫入尘埃。从文革后的幻灭与迷惘，到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一轮金钱挂帅的价值偏差，可以说，无论是执政党费尽心机构建并不断修改的意识形态论述，还是民间对西方思潮的苦苦探寻，都没有针对在现代语境下、重塑民族精神内核这一迫切的需要提出实质性的解答。

 

直到近年来，从祭炎黄、祭孔到全球逾百家孔子学院的设立，从新兴的穿汉服、诵三字经到学者对复兴国学的疾呼，从“南怀瑾热”到“于丹现象”，中国人的眼光开始转向自身内部，才有了中国社会里一把愈来愈响亮、愈来愈坚定的回归传统的声音，才有了重新检讨文明遗产、寻找华人共同的根的意识觉醒。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鸟巢之夜才焕发出先前的奥运会开幕式所没有的特殊命意：无论从规模、投入、影响还是从涵蓄内容和艺术品位上讲，毫无异议，这都是中国近年来最举足轻重的一场对传统的致敬；更重要的是，跨越一个世纪的追索，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家意义上，在全球目光的注视下，宣扬现代中国人与自炎黄以降的文明积淀血脉相承的联系。 当晚，随着文明长卷自古代旖旎转入现代，当演员用身体在舞台中央搭起一座鸟巢，从高空俯瞰，一大一小两座鸟巢交相辉映：一座是历史走到今天，眼下中国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建筑；另一座则是舞台上的造型，在一场文明史的叙述中被赋予当代里程碑的角色，与先人的智慧成就、文化意象并举。就在那一幕，我看见年轻的中国与古老灵魂的拥抱，听见一个重拾自信的民族渴望延续文明辉煌的畅想。

 

 

 

P.S. 终于忍不住去写了一篇评论，发表于昨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前几天，Nude谈起张悦然，谈起她正在做的主题书《鲤》，第二期的主题是“嫉妒”。

 

你嫉妒过谁？我想起那些身体特别棒的人，羡慕他们仿佛天生就与病痛或虚弱绝缘；还有那些只睡四五个钟头就重新充饱了电的人，不必浪费时间用于睡眠……但诸如此类，显然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嫉妒”。想了又想，竟然没有一张面孔或一个名字在意识里定格。

 

如果你真要我交出一份答卷，我对Nude说，这一番思考并非全无收获：我想，我嫉妒明天的我。因为她蛮横不容商量地向我索要了一个终极残酷的代价——时间，岁月，生命，来交换对今天的我，以及对一个更广阔意义上的生命、历史与记忆的更准确的洞察与更透彻的解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