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时日，许多变动接踵而来。主意拿定之后，间中去做了一个新的部落格：

 

 

 

我一直想换个地方，谁都可以留言，无所谓署不署名的那一种，最后去了天涯。没有比“天涯”更远的地方了吧，我心里想。在这样的年纪，最后一次冒险，浪迹天涯，记忆和梦想是我们全部的行囊。 

 

 

 

 

 

      许多日子以来焦灼的等待，在一个阳光轻浅的早晨，迅速冷却。

      我的大脑在一分钟内就做出了决定，我的心却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来接受它。

      我对敬爱的老师说，我依然在寻找；老师回答说，前方是一条广阔的路。

 

 

 

 

 

 

开始看闲书，开始安排旅行，开始联络朋友，开始上豆瓣，开始在出门前刷上睫毛膏，开始在做完访问之后和受访者随便聊聊几句，开始在审稿和看版时放下莫名其妙涌来的焦躁感，开始重新想起我的专栏，开始问老师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吧而不只是谈我的学术兴趣在哪里哪里……呵，简直无法复述过去两个月如何度过，但无论如何，我渐渐察觉，自己终于又活过来了。

 

 

 

 

How shall I say? Well, I have been terribly tied up since the end of October but eventually the deadline was met.

 

I usually do not feel at ease making such proclamations however, today marks an exception. I honestly think that the past one and half months were gloriously spent.

 

 

 

 

 

几乎没有办法再使用“沈喑”这个笔名了。

 

因为一个名字，每每想起过去，想起刚刚跨入大学、初识华新的时候，想起许多由这个名字开始相遇的友人。那是从指尖到屏幕，第一次怯怯涉足的虚拟社区——却是一个最不虚拟的群体。直至后来，泅泳于网络的汪洋，在那么多或大或小、或众声喧哗或人迹罕至的浮屿间穿梭，才突然有一天明白了，小王子如何爱上他唯一的一朵玫瑰，在一个到处有玫瑰花盛放的世界里。

 

于是，一枚名字化成了一个驿站，在生命的旅途上，在记忆的隧道里。倘若命运是一列向前疾驰的火车，那么记忆就是车窗外不停倒退的风景——可是，即使火车能够停下来，也无法让惊鸿一瞥的美丽定格。因为风景兀自变迁，兀自演绎着沧海桑田，无论目光抵达与否。

 

 

 

 

 

整理过去两年来在这个空间里留下的印迹，几乎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原来还以为，不过是淡静的生活；直到在几个分类栏里来回穿梭，才发现自己一直活得这样细致和努力，近乎贪婪地积累记忆——

 

“行旅”（On the Road）收录旅途上的邂逅，而没在旅行的时候，大事小事都进了“岛语”（Islet Days）。自从知道了 "islet" 这个词，就不大用 "island" 来形容新加坡了；但 "island" 倒也没有荒废，如今越来越常用这个词来做台湾的标签。

 

“故事”（Newsroom Perspective）亏得注上英文，因为并非小说意义上的“故事”，而是指新闻业内常说的stories，是一些未必经过精心编织但必定带有角度的叙事；至于从新闻室下班以后，关于读书、电影和剧场等的一些摘录和札记，则归于“笔记”（Ex Libris）。

 

剩下的两类，“随笔”（Essays）是比较短而清浅的，篇幅较长以及较深入的写作如评论、散文和诗，则放在“书写”（Writings）。

 

——或许处女座就是有这样的强迫症，渴望皈依一个整洁而秩序井然的世界，仿佛凭借周密的系统和悉心的梳理，可以驾驭茫茫未知的天地。在一个无法阅读的夜晚，借着吉光片羽的记忆临时取暖，我希望与往昔和解，尔后，与未来坦然相见。

 

 

 

 

前几天，Nude谈起张悦然，谈起她正在做的主题书《鲤》，第二期的主题是“嫉妒”。

 

你嫉妒过谁？我想起那些身体特别棒的人，羡慕他们仿佛天生就与病痛或虚弱绝缘；还有那些只睡四五个钟头就重新充饱了电的人，不必浪费时间用于睡眠……但诸如此类，显然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嫉妒”。想了又想，竟然没有一张面孔或一个名字在意识里定格。

 

如果你真要我交出一份答卷，我对Nude说，这一番思考并非全无收获：我想，我嫉妒明天的我。因为她蛮横不容商量地向我索要了一个终极残酷的代价——时间，岁月，生命，来交换对今天的我，以及对一个更广阔意义上的生命、历史与记忆的更准确的洞察与更透彻的解悟。

 

 

 

 

      在看了三遍之后（包括另一个拍得比较好的版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8月8日那一夜让我如此感动：由一句华人社会里妇孺皆知的儒家经典揭开帷幕的盛会，略去了执政党的红色文化，也一洗大陆所有大型活动惯有的官僚气息；这一夜，我们追溯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流转，让四大文明、瓷器、山水画、书法、敦煌飞天、长城、茶、丝绸、本草纲目、京剧、昆曲、龙蟠、华表、太极、风筝等等我们自己的文明的图腾，在夜空熠熠生辉。我突然领悟，经过整整一个二十世纪剧烈而彷徨的思想求索与价值冲突，在一个为全世界观众所打造的舞台上，这是生于现代、长于现代的中国人第一次，举国上下，宣示对自身精神传统的严肃敬虔，并呼喊出回归华夏文明史的强烈渴望。

 

      这是我第一次，在个体短暂的生命里，活着亲耳听见文明史的一次心跳。

 

 

 

 

 

曲终人未散，终于得以使用一个平素几乎不碰的词：叹为观止。

 

 

 

 

　　弹指间，第一批大陆游客在锣鼓声中踏上台湾，在媒体聚焦下完成行程，挥一挥衣袖，洒下4000万新台币尽兴而归，而岛内仍然余音袅袅，不绝于耳。

　　不出意外，蓝营从政客、民众到亲蓝媒体都盯着大陆游客的口袋，像大雄盯着小叮当的口袋，希望掏出一件法宝，把八年的经济停滞一举扭转。于是乎，各种振奋人心的口号如“商机无限”、“准备好了”、“一年六百亿”等等喊得震天响，甚至有媒体打出“肥羊即将来台、业者磨刀霍霍”的耸动标题。

　　与此同时，绿营除了一贯的大泼冷水，也再度拿出制造恐慌和对立的看家本领。从指摘一团陆客在某景点购物只花区区190元新台币，到嘲讽逛夜市几个大陆人合买一份蚵仔煎，负面报道“无微不至”；地下电台则强力放送“陆客来台后，大家都得肺痨，医院没病床可躺”的传言；而选前赞成开放陆客观光的谢长廷，落选后突发奇想，忧心“陆客中如果藏有共军特种部队，后果不堪设想”。

两头好处都要占

　　两种情绪看似针锋相对，深究实则彼此交汇。汲汲追查陆客消费的背后，隐藏着同源的自卑和焦虑：绿营县市长一边反对“对中倾斜”，一边又不满自己县市的包机班次少；蓝营对于陆客来台的忧虑，则从设下的重重限制上表露无疑：日限3000人，缴纳押金，团进团出，早点名晚报到，外加随时突击查访——不知来者是客，还是囚犯？

　　台湾在国际旅游市场上远非耀眼的亮点。2006年台湾接待国际游客约350万人次，在亚太居于倒数；香港1500万，澳门亦大幅增长到1000万，无疑皆受惠于大陆游客。刚刚开放的台湾，对大陆游客的吸引力不可谓不大。毕竟，除了从小领受“血浓于水”的灌输、在对“宝岛”的美丽想象中长大，从邓丽君听到周杰伦，从林青霞看到林志玲的大陆民众之外，还有谁对阿里山和日月潭怀有这样浓的兴趣、这样深的情结？

　　然而，漫漫八年的政治对立，从李登辉到陈水扁，民进党十几年来构筑在抹黑和仇恨的基础上的族群意识操弄，使许多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对于和大陆有关的一切都陷入一种怪异的情结：想吸引大陆人来，又不敢放入太多；想赚大陆人的钱，又要游客乖乖听话，惟恐渗入“统战”的画外音。两头好处都要占，却不见对问题本质有足够的思考：这种特殊氛围下的观光，要大陆人如何印证台湾试图打响的“美丽之岛”名号，又如何像广告上所渲染的“Touch Your Heart”？

　　陆客来台，只是三二二后的事件之一。颇令人失望的是，台湾岛内这种非此非彼、既此又彼的暧昧心态和僵滞逻辑，并未随新总统上任而寻求反思、取得突破；恰恰相反，从马英九的就职演说开始，就让人不断听到这种心态和思维的回响。

寄望于在两极间摇摆

　　马英九告白“感念台湾社会对我这样一个战后新移民的包容之义、栽培之恩与拥抱之情”，固然感性，却缺乏新意，甚至有讨好之嫌。这场大选，马英九对得票率并不满足，力求做个满分乖总统。蓝的票也要，绿的票也要，两头讨好，却忽略本质的思考：台湾对立的根源何在？难道左右逢源就能泯灭界限、皆大欢喜？

　　台湾对立，在于民进党滥用两分法，并长期垄断“爱台湾”的定义：顺我者，顺台独、反中国者就是“爱台湾”，否则就打成“台奸”；后期操作过头，挺扁、挺贪污政权、甚至哗众取宠脏话横行也算“爱台湾”，才被民众看破手脚赶下台。然而，只要这一套深绿论述还有兜售者、还有市场，台湾的社会对立就不可能消除。马英九肩负台湾民众弭平社会对立的期望，应从根源着手，扬弃“爱台”、“卖台”的两分法，重新界定中道的台湾本土论述；而不单是靠提名深绿人士、撤回诉讼官司之类的表面手段向绿营示好，更不能被现有的所谓“台独本土路线”牵着鼻子走。

　　忆想台湾大选，选择马英九这个外省人，何尝不是台湾人厌倦了社会对立、经济空转，试图走出族群争议的心意表达？包容、栽培和拥抱属于昔日，今天的台湾人民是期盼在马英九的领导下迈出新的一步，还是满足于他在“全民政府”的空想中一厢情愿、两面卖乖？

　　上任两个月的马英九还有三年十个月来对这个问题做出解答。看似任期伊始，其实白驹过隙。若寄望在两极间摇摆就能合拢对立的鸿沟，恐怕接下来不止大陆游客会看到，全球华人都会看到一出“父子骑驴” 的尴尬景象。 

 

 

* 象的文章（猪的后期制作..）

本来是写给上周日早报“想法”版的，星期天早上，我一起来就蓬头垢面地冲出去买报纸，真是比我自己发表文章还开心——结果没登。悻悻地提着面包回来，想，又要等一个星期。。结果今天出了，登在言论版，还挂在早报网的首页。所以，今天我们都很高兴。 ^@^  ^J^

 

 

 

 

身边许多朋友都背负着这样一笔“债”：

 

冗长，缓慢，必须一天一天地还，每天的偿还额并不算高，但你想快也快不了——谁让这是一笔时间的债，以专横无可商量的姿态，沉甸甸地霸占在对你而言或许是最美好、生命能量最丰沛的一截生命上。当初在奖学金契约上挥笔题下大名的时候，眼前似乎只有灼灼其华的大学生活；直到跨出校门、年岁虚长，直到自己有了小小的家庭、不时窥见两对父母暗暗自中年滑入老境，才在一天一天仿佛潮水般没有止境的岁月里，渐渐咀嚼出随契约而来的道德负担与现实拘囿的滋味。

 

算到今天，在报馆工作满三年。

 

我曾经在最难熬的那一段日子里，反复思索所谓“违约”的意义。当然难熬的不止我一个，但似乎唯独我有思索这个问题的奢侈：因为我既不是本地人，没有精忠报国的义务；也并非拖家带口，须为每个月底的一纸薪水，从凌晨到夜阑，在任何时间赶去任何地点印证编辑的某个听闻或臆想是否果有其事；关键在于，若果真心一横准备还钱，本地大学的价码毕竟没有那么骇人……但最终的结论，我决定至少工作到三年期满，无论情形有多糟。

 

我与报馆有四年的奖学金契约；而前三年，同时也在履行对政府和纳税人的合约，因为大学学费蒙教育部丰厚津贴之故。所以，无论如何，我对自己说，这三年是一定要做完的。凭奖学金在这边读了八年的书，若三年的回馈都无法兑现，怎么也说不过去罢……“道德”毕竟不是那么轻省的一件事，不是说说而已。

 

至于第四年，我举双手双脚以及一切可以举的东西同意外子的见解：这一年单单是个人与公司两方之间的事，无关政府，无涉人民，要么偿命（一年的命），要么还钱，依先前约定，均属履行合约的方式——换言之，哪怕丢钱走人，自此不存在忘恩负义，亦与“违约”的称号绝缘。

 

多么清脆响亮的宣言，如此心安理得的坦荡。自今天开始生效。

 

这就是为什么对我而言，今天这个日子格外重要。甚至可以说，因为在先前的思考中给这一天赋予了太高蹈的意义，以至于当它在一个微雨的清晨，带着与昨天明日毫无二致的倦怠样子降临，我都不知道该准备一副什么样的表情，搭配什么色泽的唇蜜和眼影。自由：在一份道义的债务终于清偿自此两不亏欠之后，问心无愧、理直气壮的自由，就是这样雪淡不着痕迹，一如先前默然不语的束缚，倏然而至。

 

 

 

 

 

“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劳师寄来一个链接，是香港电台制作的“杰出华人”系列下关于余英时的节目。既然是大众媒体，内容自然温和平淡，谈不上深刻或独到；倒是有一幕烙下印象，像平静的河流里突然绽放的一朵水花：余英时与棋圣林海峰对弈，两人都说，落子终是灵感驾驭，因为“算是算不尽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然而劳师昨日谓叹：像余英时这样一辈子都非常顺的人，怕也是很少有的吧？

 

 

 

 

 

 

听说，林间有两条分岔的小径。。

我想，我宁愿承担茫茫未知的威胁，也无法臣服于已知的拘囿。与其说选择，不如更准确地说，有所不选择。

 

*

 

前日在家写了一首诗。没有合适的题目，最后只填上数字398。D问，这是你写的第398首诗吗？笑翻，然后答说，是在距奖学金服务期满倒计时第398天写的，如此而已。

丧失期待的日子是很难捱的，而换一个角度看待时间，终于给我的生活带来些许期待感。

 

*

 

这一切都可以原谅——因为原本就不值得计较。我这样告诉自己。

 

*

 

傍晚时分在一家茶馆读了钟怡雯的《垂钓睡眠》，居然今夜莫名其妙的失眠。如果再有机会见到她，一定要她还我钥匙。

 

 

 

 

      或许端午只是虚张的借口，教普天下的华人从朴素的粽香里咀嚼传统的感召力。但实际上，除了从如切千里迢迢拎了两只金珠肉粽回来以外，我们的这一天就再无任何可以与“端午”扯得上干系的事情。

      娘惹肉粽果然可口，肉馅饱足，软烂中透着鲜甜，不知为什么以前就不曾想去尝鲜。联想到前几天小报上登的，一个娘惹粽热量等于四碗白饭的新闻，愈发觉得本地的小报就是这样倒人胃口。

      说起来在小报已经做了近三年（准确地说距奖学金之约满倒数397天）。昨夜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只打水的竹篮，微风过处，徒留下一身清凉的回忆。

 

 

 

 

      两个月过去了，无法写下一个字。日子似乎倏然而逝，想起来，却又恍如隔世。

      纵是酝酿已久的劫数，却在瞬间汹涌袭来。往昔的运命戛然而止，未来铺开一页茫茫的白卷。我们站在时间和空间的荒野，痛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为什么就在这据说该有好兆头的一年，无常向我们揭开了它狰狞而漠然的一面，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无论如何，与那些顿然萎谢的生命相比，与那些逃过了一劫却几乎失去了一切的人们相比，我自己、我家所遭受的，就不算那么糟。远方的苦难给近处的挣扎注入了许多沉重；但经过浩浩一场国殇所萃取的生命的尊严与坚韧，又给微渺的小我以深刻的启悟。

      时间循着老拍子，无声无息的继续涌来，像潮水拍打着海岸，把更多无法推卸的责任堆在滩头。生活总得过下去。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时间，至少，我们就不算一无所有。

 

 

 

 

《从一名“朝九晨三”的德士司机说起》

 

 

　　我第一次碰上一个不知道怎么从多美歌地铁站去美年大厦的德士司机。

　　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傍晚，天色即将转暗，我钻入那辆德士。很快地，最初的意外被一种交织着同情与不安的感觉所取代：师傅抱歉地说，他是部分时间驾德士，所以对路不熟；而且，他刚刚结束日间的工作，赶来做这第二份兼职。

　　白天他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全职工作；下班后，驾德士直至凌晨三点。经过不足五个小时的睡眠，又必须准时开始次日的工作——每个星期三天，他都这样度过。周末不需要上班的时候则全天驾德士。

　　这样不是很辛苦吗？

　　“没办法……”他对着我的好奇开始倾倒一肚子的苦水，“两个儿子读大学，学费涨价；大儿子还想念硕士，我跟他说，你拿到奖学金才读，因为我实在没有钱了……公积金户口也空了，政府还要我补四万块，不然老了没有钱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么多钱……什么东西都涨价，汽油也涨，米也涨，面也涨，咖啡也涨……出租车费也涨，搭车的人最近少了，赚钱还车租反而比原先更辛苦。”

 　　政府不是有发红包给所有人吗，我问。

　　“政府喔，我话你讲啦，顾自己赚钱比较重要啦……赚64亿，拿18亿出来分一下，还不如贴补一下油价，减点车租，不要加收GST来得好啦。”

 　　Uncle一路絮絮叨叨，到了目的地还不停地向我说抱歉。

　　我望着远去的车影，心中不禁感慨：眼下据说对新加坡而言是“黄金年代”，在经济增长率达到7.7%、失业率降至2.3%、创造了23万5000份就业机会的一年，在综合度假胜地、F1大赛、青奥会申办成功等种种变化如火如荼的时候，在政府宣布大发增长红利、通过教育和医疗等多项途经与全民分享国家财富之后，这里有一个普通新加坡人，似乎对一切无动于衷，甚至愤愤不平。

　　细想并不难解。

　　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双双飚高的时候，最体会不到经济成长好处的就是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民：薪水并没有大幅增长而通货膨胀的代价已经处处感受得到。数据显示，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去年每个家庭成员平均月薪只增长了10元；次低的10%家庭，增长30元；再下来10%，每月多了40元；而收入最高的10%家庭，去年每个成员平均月薪的增长高达950元。与此不平衡相对应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面包咖啡、汽油、公共交通、大学学费等等物价上涨，更兼2%的GST增长，却是一体公平、贫富均摊。口袋没变鼓，花销却显著上升，天天耳边还听着经济如何蓬勃发展，心里是何滋味可想而知。

　　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民众的政治认同，除了理性的得失计算之外，还受到许多无关理性的感性因素操纵，诸如家庭影响、社会观感等。个体最终获得的印象可能与原先试图传递的讯息完全不同。许多人脑海中则已有先见，逻辑推理、统计数据等未必能说服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他们会寻求与自身定见相符的逻辑，导致原先的印象进一步加深。

　　以消费税来说，诚然，在大趋势下，从直接税收向间接税收的税制演变是必要的。但是，去年政府解释提高消费税的原因是需要帮助穷人，而2007年政府也确实预估了预算赤字来证明国库收入需要开源。结果呢？今年实际盈余高达64亿，光消费税一项就比去年多征收了20亿元。也就是说，除去多征收的消费税，政府的盈余仍然高达44亿。去年七月，各项年中数据被汇总上报的时候，有没有官员意识到2007年将出现财政盈余而非赤字，因此提高消费税也许可以暂缓实行？有没有官员意识到如果财政盈余的出现将提高消费税的理由抵消，可能对公众制造出什么样的印象？

　　另一例是，总理呼吁国人买平价面包和米、吃冷冻食品来抵消物价的上涨。这无疑是实用的考量，但这份心意是否会准确地折射到公众心里呢？不久前正好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台湾农委会主委苏嘉全在风灾过后蔬菜大涨的节骨眼上说，何不买五元一把的菜？全台当即哗然，指他为“晋惠帝心态”。苏事后无奈地解释，他其实是希望疏导公众选择便宜的选项。问题在于，民众认为或至少期望，政府的职责在于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能负担更好的选择，而不是教人去买便宜货。事实上，类似的信息，如果政府不涉入，完全由商业机构诸如超市或者媒体来传播，相信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换言之，即使意见正确，如果传播者身份不适合，也会引起受众不同的感受。

　　当然，如果说行动党政府不照顾底层人民，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光分发红包一项，就让许多国家的人民羡慕不已。政府对于国家的政策走向，如何使新加坡更加繁荣也始终沙盘推演，务求使得整体利益最大化。可是，理性的治国措施需要感性的政治姿态，推动国家的进步也要配合人民的感受。时代的进步必然会产生暂时落后者；而他们在试图奋力求存时，也恐惧被忽略、被边缘化，渴望被理解、被支持。对于勉力从九点工作到次日凌晨三点的司机大叔来说，盈余64亿发18亿的红包他没有太大的感动，“贴补一下油价，减点车租，不要加收GST”才是他希望看到的；他在意的，不仅是实际的好处，还有动作背后的含义吧？

 

 

* 大象周日发表在早报上的评论。自从2005年初给上海《东方早报》写的评论停了以后，很久没写，他刚动笔的时候像...一样艰难。昨晚我想起来，以早报而论，这篇算是“处象作”哟。。。 ^@^

 

 

 

终于忍不住去算了一下——

 

离scholarship bond期满还有486天。

 

其实，想这么做已经很久了。就像没饿过肚子的人无法真正理解饱足，或许只有在漫长的囚禁中，才愈发咀嚼出被囚禁的滋味。

 

但这或许也是没有办法的。时间——用于构成生命的东西——因为当初曾一无所有，才拿命，至少是一部分的命去交换。现在略略有了一点什么，就很为这样的交换感到不堪了。人生充满了这样的窘境。

 

 

 

 

没想到四月京都的住宿这么紧张。。不是我们白痴，是情形比预计的严重得多。现在想，要是从去年11、12月开始订就好了——但当时又没办法确定樱花花期和日程安排。。

 

还有，工作两年半之后，原来在学校读的日文可说已全数奉还老师。抓起电话联络京都的客栈，瞠目结舌，支零破碎。。非一般痛苦。今早终于努力确定了一家temple stay，但还剩最后两天的住宿悬而未决——但愿走运，免得去住昂贵星级酒店或者不得不睡大通铺的厄运吧。。

 

 

 

 

这样就又过完了年。不是时间的脚步太仓促，而是我们依然在原地踌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