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肝胆相照的同事初次见面，还是上一届大选的时候。后来，她留在新闻线上，我则被调去副刊。上一届大选，细究还不到三年前，仿佛昨日刚刚尘埃落定，再一思量，又恍若前半生。这么说有两重意思，政治争夺之壮怀激烈是一回事，风花雪月之日日消磨是另一回事；前者是飞流直下的瀑布，后者是水滴石穿的溪流——所以我不时察觉，似乎在我里面有些什么，渐渐被滴穿了，镂空了。

明义法师：每一次表演都是无法复制的挑战

曾在2004年度“仁心慈爱照万千”晚会上表演“冰封22分钟”的明义法师说，如果现在再给他一池浮着冰块的水，他大概无法再跳下去。

他说自己或许也无法再做一次“高楼滑降”或“一柱擎天”了。

在明义法师看来，每一次表演都是无法复制的挑战；然而，面对即将在这里来临的星期天晚呈现的“壁虎侠神功”，他信心满满。“每一次决定要表演怎样的冒险节目时，我都很清楚两个因素：我们的目标与我自身的极限。”他说，“目标的驱动，给我一种特别的力量，让我能焕发出平常人没有的、连我自己平时也没有的状态。” 这位仁慈医院主席昨天下午接受本报专访时说，看来挑战极限的冒险，在他只是怀着平常心、尽己所能去做；仁慈的晚会已步入第五年，但他从未伤害到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一刻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

法师面带微笑，语气平和，自然得让人难以置信。

他笑着坦言：“若非是特定任务，你要我手抓冰雪，不出十分钟我的手也会完全麻掉啊！”

明义法师说，他自己在表演时并不紧张，倒是看别人为仁慈筹款而挑战极限时，禁不住捏一把汗。“当年柯受良为仁慈医院在国家体育馆表演飞车，我作为观众，感到很不自在、非常过意不去！” 当时法师萌生了这个想法：倘若他能够亲力亲为，不失为一桩好事。这就是他决定为仁慈表演高难度节目的开始。

然而，随着观众的“胃口”被培养出来，45岁的明义法师有没有担心过：哪一天当他无法再挑战极限时，仁慈的筹款会大受影响吗？

“我没有担心过。”法师再度露出洒脱的笑容，“我都说过了，毕竟我已经45岁了！但既然现在还可以做点什么，我就应该尽力去做。如果什么都还没有做、先开始顾虑重重，那才值得担忧。”

明义法师：仁慈基本未受NKF影响

明义法师表示，纯从数据上看，旧全国肾脏基金会的丑闻基本上没有给仁慈医院的筹款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

尽管如此，法师说，无形的压力还是存在。

“总不能因为受到影响，你就坐在一边什么都不做。”法师说，“人们开始对慈善机构生疑心，我觉得这不能怪他们。我们只有更加努力地去做，在医疗服务和内部运作上都做得更好，才能把人们的信心赢回来。”

对于今年“仁心慈爱照万千”的500万元筹款目标，明义法师表示，他有信心能够达到，因为根据多年来的经验，他相信新加坡还是有相当多善心人士。

在这500万元筹款目标中，将有150万元用于兴建新的仁慈医院，其他则投入医院的长期运作。

明义法师：挑战极限靠平时运动，而不靠临时抱佛脚

你能相信吗——明义法师说，他从来没有为挑战极限的演出而投入特别训练。

他的诀窍在于：定期运动，越运动、越有精神！

明义法师说，他每周至少运动2、3次，每次大约一小时，跑步、打网球或基本的力量训练，都是他喜欢的运动项目。他告诉记者，事实上在出家以前，他的身体比较弱；但这几年开始定期运动以来，就没有生过病；偶有小病，一天就好了。

“我认为，爱惜色身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做事要靠身体，身体好才能走更长的路。”他说。“所以即使在筹款演出上，我也注重安全，绝不赞成以伤害身体为代价。”

因缘：独子出家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明义法师曾用了几年的时间才说服父母，接受他出家的决定。

如今45岁的明义法师，遁入空门已有22年了。

他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曾在银行就职，母亲则全职照顾家庭；家中还有三个姐姐。全家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自小常听因果故事，耳濡目染，可谓一种因缘。然而，待他有心出家，家人却十分舍不得。

法师仍记得，妈妈在最终答应让他出家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既然你要出家，就要好好地出家、好好修行。”

出家后，明义法师仍时常在寺庙里，或在仁慈医院的活动上见到家人。他笑着告诉记者，父母每每叮嘱他注意身体，让他感悟到：无论你是什么行业、什么信仰，在父母眼中你永远是他们的孩子。

对本地剧作家、散文作家柯思仁而言，翻开一本书犹如踏足一座剧场——但真正的表演者并非书中人物，而是读者本身。 　　

每一本书里都藏着一场关于“叙述”的演出，表演则取决于读者。 　　

与柯思仁副教授面对面的那天下午，以书为引，我们的话题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的新加坡，跃至80年代中期的台湾，又远赴千禧来临前几年的英伦与法国，一路穿越许多隽永的名字与温暖的回忆。赤道的阳光映入这位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办公室，照在排得满满的书架上，仿佛点亮了里面无数隐秘的“剧场”。 　　

现代主义的另类滋味 　　

回顾自己多年的读书历程，本地作家柯思仁认为不妨分成三个阶段。 　　

自中学至高中时代，他由历史走入文学，在校长骆明（现任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陈田启和冯焕好（笔名何濛）等老师的启发下，阅读了大量本地作家的作品。令他尤其难以忘怀的是《度荒文艺》：与六七十年代占据主流的左翼现实主义作品相比，这册厚达百页，数月方出版一次的刊物让他最初尝到了现代主义风格的另类滋味。 当时的少年或许不曾意识到，这份对作品笔法的兴趣日后会越来越深地影响他的阅读口味。

开启未来的阶段 　　

负笈台湾的四年，柯思仁说，是读书的第二阶段，也是至今为止他生命中最开放、最活跃，接受最多刺激和最重要的四年。 　　

“我想这和那个时代有关，”他说，“1983至1987年，旧的累积依然存在，同时新的突破正在酝酿中。对我来说，那是开启未来的阶段。” 　　

上世纪60年代在台湾文坛兴起的现代主义，赖出版业的发达，至80年代已产生了大量作品。从早期读琦君、余光中、白先勇、张晓风和黄春明，到后来接触杨牧、张大春、林文月、蒋勋和西西等等，如饥似渴的学子以每周5本书的速度，几乎读遍了尔雅、九歌和洪范等出版社全部主要作家的作品。 　　

最疯狂的那一阵子，柯思仁说，他甚至特地叩开尔雅出版社的大门——向他们要折扣。 　　

自台湾学成归来，除了满满三大箱、不止一书架的书，柯思仁也带回了自己独到的阅读心得。 　　

“那四年给我最大的冲击就在于，我怎么看文学作品？”他说：“现实主义、宣扬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读多了的人，会相信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社会、生活，但我不认为只能够这么看。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一篇作品的独特写法。” 　　

“举例来说，白先勇的《台北人》便以非时间顺序来讲故事，通过时空交错再现今昔对比。再如张大春，他的后设写法趣味更强，用叙述方式引出互动，让读者主体性进入。” 　　

换言之，柯思仁说，如果你想了解对方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就要看他如何去讲——因为讲故事与故事从来就是不能分割的。 台北全年丰盛的文化菜单激起了年轻学子对其他领域的胃口：他在大二时转入剧场，大三、大四时则对舞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无论是文学作品或戏剧、电影、舞蹈等等，在柯思仁看来，本质上都属于一种供人阅读的文本。他相信，将故事与叙述分开对待的解读者是无法真正进入文本的。 　　

随着读过的书愈来愈多，以及广泛涉猎文学理论，剖解叙述笔法的奥妙已成为他在阅读过程中最重要也最享受的事：每一位作者都构设不同的剧场；至于读者，则同时是演出的欣赏者和投入者——非如此不能收获最大的乐趣。 　　

“阅读的意义就在于过程而非对象：看你如何参与文本，获得最大的满足感。”他说。

研究高行健剧作 　　

1996年，怀着对剧场的热忱和比原先更加深厚的积累，柯思仁远赴剑桥大学修读博士学位。那三年，不仅构成他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读书阶段，也给他带来崭新的视角。 　　

至于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当时他心里最后筛选出两个名字：一个如很多人已经知道的，是高行健；另一人则是沙叶新。 　　

柯思仁对高行健剧作的研究，早在2000年高行健成为第一个摘下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华人之前就开始了。高行健的《绝对信号》曾于80年代末由本地剧团演出；93年《生死界》发表，柯思仁在香港的一个座谈会上第一次与高见面。最后敲定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柯思仁说，他与高行健在巴黎的三天促膝长谈发挥了决定性影响。 　　

“那次纯属机缘巧合，我与他联络，他也正好在巴黎。”他说，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我们谈得非常投机。三天后走出他家时，我已经决定博士论文将研究他的作品。” 　　

柯思仁回忆，当时高行健住在巴黎西郊的一所公寓里，家具陈设以白色为主调。那三天，柯思仁都在午餐后去高行健的寓所，一谈就是五六个钟头。性格内敛的高行健煮咖啡款待客人，自己则一直卷烟丝来抽。 　　

“没有别的中文剧本在阅读上给我更大的兴趣和挑战！”柯思仁说，“高行健将各种欧洲现代剧场概念实践在他的剧场中，也创造出充满惊奇和创意的新剧场。读他的剧作并听他说起自己的经历，让我得到许多未曾有过的启发。” 柯思仁仍收藏着那三天厚厚的谈话笔记。 　　

时光荏苒，这些资料日趋珍贵。在高行健获颁诺奖并声名鹊起之后，柯思仁没有再主动与他联络。

几乎没时间读闲书了 　　

从教育学院到南大，一如许多同行，如今学术和教学占去了柯思仁主要的精力。统筹本地已故戏剧家郭宝崑全集的编纂，以及从新的角度看待古代戏剧理论是他未来几年的计划。 　　

“几乎是没有时间读闲书了！”他带着一丝自嘲的口吻笑言，“有时候我想，在你把兴趣当成工作之后，兴趣会消失殆尽吗？” 　　

尽管有时不得不为了工作而读书，柯思仁仍努力享受阅读的过程——诀窍何在？柯思仁说依然源自“文本之乐”：倘若视任何一件作品、一本书为文本，你就都能从中获得投入、参与、互动的享受。

柯思仁简介：出版散文集有《如果岛国，一个离人》（与黄浩威合著）、《梦树观星》《寻庙》《达达蹄声归来》；剧本集有《刺客·乩童·按摩女郎》《市中隐者》；也是《边缘意象：郭宝崑戏剧作品集》主编、《郭宝崑全集》（10卷）总编辑。毕业自台湾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剑桥大学。目前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教学与研究重点是现代文学，以及剧场与表演。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研究专家，著有《高行健与中国跨文化剧场》。

编按：“作家与书”系列介绍了本地作家吴耀宗、长谣、梁文福、英培安、流苏、尤今、周维介、希尼尔、柯思仁和书的亲密往来。这个系列将暂告一个段落，明年初会继续邀请其他作家登场，探视他们沉醉其中的书的世界。

* 昨天发表于《联合早报》副刊。最令我愉快的是最后的编按：第一辑的作家与书系列算是做完了！:D

这次我们如约再度相见，地点就在熟悉的草根书室。

娇小的身材，纤瘦的手，还有说话时跳跃的节奏和眼睛里闪动的光，她仿佛一如昔日。然而眼下的流苏早已完成硕士课程，并开始向博士学位迈进。她自2001年至今暂放下微型小说的创作，她说自己丝毫不后悔，而且也深知“用学术研究来养文学创作是非常奢侈的！” 　　

从中学到大学阶段都流连于古典诗词华章之美的流苏，称自己是 “阴差阳错撞入现代文学理论的空间”。2001年，她自教育部借调至教育学院培训老师，决定趁此机会多修读一个学位，由此开始了与向来敬而远之的“理论”的爱恨情缘。　　

“以前我讨厌文学理论，我想创作应该是感性的，如果理论读太多，变得太理性，怕自己写不出感性文字来。”流苏回忆最初的担忧。　　

“后来发现，理论能够滋养创作，让感性的书写更添一层维度。发现这种不同让我非常兴奋，也更喜欢文学理论。我想我没有失落感性，反而有了新的收获。” 　　

就这一层新的维度，流苏说，理性的知识让她更了解感性，更能体会在并不华丽的语言外表下所蕴含着的深沉思想。如果说以前她对感性的把握仅仅停留在“感觉好”的话，那么现在她则借助理论的剖析理解了为什么感觉好。与严谨的学术论文相比，她更享受把触类旁通的各种理论和思考无拘无束地融入散文创作中——2003年所写的《致张爱玲之上海互文书》就是一例。流苏笑言，这篇算得上是她此类创作的“经典”。　　

“我曾旁听柯思仁开的一门张爱玲研究的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用理论剖析张爱玲的小说，给我触动很大，那种兴奋感就是：原来张爱玲可以这么精彩！”流苏说：“此后的结晶就是那篇散文，从‘女性意识’、‘闺阁政治’到‘男性国族话语霸权’，我把旁听来的大堆理论都穿插入文……这样的写作需要做大量准备，查许多资料，但写好后你就有理由洋洋自得，因为这不是随性可以写出来的！” 　　

访谈中数度坦言自己很情绪化、喜怒无不写在脸上的流苏强调，阅读理论书籍时真正的技巧在于“深情冷眼”：“我喜欢沉溺的阅读，而且我也发现每种理论都有其主观的一面，但我还是要采取‘冷观 ’的态度，这样才能发现一些不同的观点。实际上，有时候越冷的文字，越可能寓藏深情。”

欣赏女性作家的智慧与视野　　

2001年对于流苏而言还意味着另外一番转折：从那时至今，她再也没写过一篇微型小说。　　

正如其他一些在学术和创作领域之间穿梭的作家所感受到的，流苏越深入地拥抱理论，就越是在创作时尝到被自身的理论目光逼视、苛责的滋味。　

“我看自己的作品时，身后仿佛有一把理论的声音在说，嗨，你不能那么写！这种感觉非常痛苦！”她说：“我目前不写小说是因为写不出。要写好一篇小说不容易。不是不敢写，而是因为越尊重这种形式，便越不愿轻易去触碰它。” 　　

流苏将写小说的综合技巧比喻成艰深的数学公式，她说自己还没有掌握好。展望未来，她暗暗怀着期待，却不认为自己可能在近期内重拾写小说的笔。　　

那你后悔吗？我问。　　

流苏马上说不。　　

“偶尔我可能讨厌自己懂得多了反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写，但我并不后悔。我真的感激这五年来的转变。若说苦恼，最苦恼的其实是读不懂别人的论述——虽然那未必全是我的问题。如果读到一位理论家与自己的思路相吻合，我就会特别兴奋！” 　　

那一瞬间，旺盛的求知欲和发现的喜悦再度跃上女作家的双颊。

女性作家的共鸣 　　

给流苏这样的共鸣和喜悦的作家之一，就是西蒙娜·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话题亦由此转向她眼中的女性作家，虽然她的阅读视野远不拘囿于此。　　

“她在1949年写成了《第二性》，我则到2005年才逐渐读懂这本书。如果之前读的话，可能许多东西我无法理解与体会。我佩服她具有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学等全方位的专门知识，把女性看得如此透彻！这本书我还在细细地读，禁不住就跟作者对话起来，写了《与西蒙娜·波伏娃的存在对话》。” 　　

虽然自小在男权为主的家庭中长大，流苏却并不倾向于“大女人主义”式的女性作家。这些年来，一个个姿态与文风迥异的女作家更不断修改着“女性作家”在她心目中的形象。　　

“最早阅读张秀亚、张晓凤等女作家的作品，我想，女性的文字应该是温柔敦厚、优美感性的；后来龙应台出现，让我看到了另一个极端——原来台湾女子竟也有这样的锋芒！” 　　

流苏说，再后来阅读张爱玲时：“你会忘记她是男性还是女性。 ” 　　

眼下流苏正在阅读的恰恰又是两位女性作家：师从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的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iva)，以及性格卓尔不群，见解睿智犀利的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她们俩都非常有智慧，视野很开阔，各自在学术领域中享有盛名。尤其是桑塔格，她能够将平常的想法拓展成崭新的文化理论。我认为，真正的女性作家应该很了解自己的同性，更要了解异性。” 　　

流苏说到这里宛然一笑：“或许我不能够，但我希望自己也有一天能具备这样的见地。”

现代主义的孤独 　　

离开草根书室之前，流苏告诉书店主人，如果有现代主义方面的新著不妨帮她留意。　　

按照她的说法：“每个人都有一个开关，一碰到就会发亮。”那么对于流苏自己，“现代主义”会成为她未来数年的一大开关。继硕士阶段研究新华微型小说之后，她将博士论文的焦点圈定在“新华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流苏说，她最喜欢的读书环境一定要安静，周围不能有人，还要有好的灯光。接下来，她准备把工余的时间都投注在“现代主义”的身上。　　“这是一条孤独而漫长的道路——你看，现代主义作家中有一些是发疯或自杀的！”她调侃说：“但无论如何，假如没有阅读、没有思想深邃的人陪伴，不知道人生会多苦闷？”

流苏，原名刘碧娟，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文化学部中文系讲师。阅读与写作是她的一种生活习惯，出版作品集有《人生是花》(1991)、《真心如我》(1994)、《鬼迷心窍》(1996)、《解读幸福的地图》(1999)、《流苏散文选》(2000)及《旷日情书》 (2003)。

 　　P.S. 早报文艺城策划做一系列“作家与书”专访，我是撰稿记者之一。我要访的本地作家大概有七八人，因为吴耀宗是我在大学时的老师，彼此也比较熟（无需额外做功课），因此就从他开始。结果编辑也是用他为整个系列开篇。这是三个星期前刊登的，现在每周五刊一期作家专访。

他想起十多年前常去光顾的英培安的书店，从那里最初接触到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等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他想起在西雅图Wallingford区，一座小山坡上坐落着一家名叫Open Books: A Poetry Emporium的书店，只卖诗集和诗歌理论的书；他又想起香港的二楼书店，如“洪叶”、“田园”等，在人口密度骇人的闹市里为往来爱书人开辟出另一个宁谧的世界……

去年，他曾坐在维也纳大学附近的弗洛伊德公园里，将整个下午的时间都消磨在一本书上。许多曾经邂逅的大小书店自他脑际闪过，他希望自己也能多一点时间和空间，就像许多欧洲人一样，坐在咖啡馆里，就自然而然地看一下午的书。

不谈张爱玲开始 　　

“我们不谈张爱玲好吗？”

对本地知名作家吴耀宗博士的专访，从摆脱旧日张爱玲的影响开始。　　

自25岁时出版短篇小说集《人间秀气》至之后几次受访，“张爱玲”——她的华丽与苍凉，她作品的电影感和独到的意象，曾屡屡成为年轻作家绕不开的话题。然而如今回首，这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助理教授表示，他对张爱玲的兴趣早已减淡；即使重看，也是为了教学的缘故。　　

“在张爱玲死后，学者、作家大张旗鼓地造神，一窝蜂地书写张爱玲，使张爱玲横竖变成了那一袭华美的袍子、华美的寿衣，上面爬满争先恐后的虱子，让我看了不寒而栗。巴金去世后，情形甚至更糟。”吴耀宗说。“对越热闹的东西（尤其是造神活动）就越厌恶，这或许是个性使然吧！” 　　

修读硕士时，吴耀宗开始走出张爱玲作品的拘囿，他形容自己就像一个小孩子“从被囚禁的小庭院里突然来到一座充满玩具的百货公司”，阅读的天空豁然开朗。　　

除了英培安的书店，他当时也常常去百胜楼，对今古书画店、新华书店都非常熟悉，有时甚至一周去四次。与老板熟识后，谈论本地作家的近况亦成为逛书店的乐趣的一部分。当年囊中羞涩的学子至今都不能忘怀，那时今古书画店最好的书总是“束之高阁”。

昆德拉与兰姆的冲击 　　

忆及二十多岁时阅读的外国作家，吴耀宗特别谈起米兰·昆德拉，尤其是《不朽》，因为昆德拉的作品彻底改变了他写小说的概念。　　

“那种感觉就是，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他说。“昆德拉对小说有不同一般的观念，他要写无法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你看今天，视觉影像占据了人们最多的注意力，电影渗透到各个层面、改变了许多东西，也破坏了许多东西，很多小说被改编，但昆德拉认为这是对文体的一种残害。他要将小说哲学化，让电影无法再现。” 　　

尽管有些人未必认同《不朽》是昆德拉最好的作品，但吴耀宗说，《不朽》是他最喜欢的昆德拉的作品。　　

“小说描写各种人如何追求不朽，其中很多属于可笑的不朽，处心积虑让人家记得自己，结果却未必如愿。昆德拉将不同时代的人物与片断凑在一起，电影要改编就很难。” 　　

“你也会发现，他在第一章就把基本情节交待了；之后通过反复叙事，一再回去，用不同角度重新看待事件，或剖析个别词的内涵，例如‘背叛’与‘忠诚’、‘轻’与‘重’、‘快’与‘慢’等，每次叙事都给这些词汇注入一层新的命意。” 　　

对当年的吴耀宗，昆德拉无异于一大冲击，促使他思索如何在未来的小说创作中尝试不同的写法。　　

另一位启发吴耀宗在创作上独辟蹊径的作家是查尔斯·兰姆 (Charles Lamb)。这位终身未娶的英国大散文家与患精神病的姐姐相依为命的故事，他描写想象中的两个小孩的亲切笔触，还有令人垂涎的烤乳猪皮的文字滋味，吴耀宗侃侃而谈。一边谈，他一边从书堆里取出一本红皮封面、书脊烫金的小书：一册19世纪末出版、配有插画的兰姆随笔集——他在西雅图一家小书店里偶然寻获的珍本。

不想走出来的书店 　　

兰姆的这本古色古香的小书引发了一段饶有兴味的谈话，吴耀宗忆起1995至2000年他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期间邂逅的许多小书店。　　

大学城里的Magus Bookstore、Half Price Books、Globe等，都是他那时常逛的书店。还有一家小书店，店主爱猫成痴，一进去到处都是猫；尽管店名现在记不得了，却忘不了隔邻咖啡馆的浓香。另一家吴耀宗印象深刻的书店叫Open Books: A Poetry Emporium，在 1995年开业，只卖与诗歌有关的书，不知若干年来是如何生存的。还有几家常去之处在海湾的著名旅游点Pike Place Market。如果驾车3 个小时去另一城市波特兰，则必去一家霸级书店Powell，而且是“进去了就简直不想出来，索性死在里面算了”！　　

“西雅图的小书店令人开心的地方在于，店员知道你要找的书，甚至会和你谈起那本书的内容，因为他们本身也是爱书人。”吴耀宗忆起，难掩回国后购书的失望之情：这里的书店只想着卖书的盈利，显然缺乏那种人文的关怀和深度。　　

这位爱书人坦言，不经意间觅到好书，那一当下的占有欲比拥有美丽的女人更强烈：“你什么都不想，就是要买下那本书就对了！ Walter Benjamin曾经说过：‘对一个收藏家而言，一切书籍的真正自由是在他书架上的某处。’我不是收藏家，但对于书，我也很独裁。” 　　

而且从年轻时开始的淘书经验告诉他，有时好书一旦错过，便不会有下一次机会。所以“在乎拥有，天长地久地拥有”！　　

回国后，趁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买书，倒可以弥补在本地购书始终无法尽兴的缺憾。北京的海淀书城、东京神田的古书街、台北的诚品、伦敦的Waterstone、香港的二楼书店便是值得流连之处，那种独特、实在的空间，到现在仍然是网上的虚拟书店所无法取代的。

享受读学术之外的书 　　

反思学术人生，吴耀宗说，学术研究让他对生命现象能有理性的观察与逻辑的归纳。对评论的步骤、理论、方法的掌握，甚至“市场 ”的熟悉，使一个创作者更有自觉地思考和挑战“书写”这种精神活动。他笑称这是自己一贯“自虐的属性”；但痛苦中也有乐趣，因为 “只到愉快的时候才写作”。　　

然而印象里这位坐拥书城的学者，似乎最享受的还是在办公室之外、读学术之外的书。　　

自从放下张爱玲、转上一条口味日趋“杂”化的阅读之旅，他就再也没有回头。如今坐在地铁上，他说自己也会津津有味地阅读人家派的传单或者地铁车厢里的广告。他最近正在读的书之一，就是一本关于巧克力的制作与鉴赏的书。说“之一”是因为，吴耀宗说，他从来不会在一个时候只读一个人的作品。　　

那么其他正在读的书呢？吴耀宗笑着说：“是无关紧要，却又至关紧要的书。”

吴耀宗自说自书

问：看见别人在阅读你的作品，有何反应? 　　既非圣贤，自然大有反应，或超反应：　① 走上前说：“你孤独，我的朋友，因为……／我们用言语和手势／渐渐掌握了世界／或是它最薄弱，危险的部分。”（Rainer Maria Rilke, “Die Sonette an Orpheus”）然后哗啦哗啦流眼泪，吓得他／她／他们以后睡觉不敢熄灯盖被。　　② 查看这位／群亲爱的读者是否已买下该书。如果只是借阅，就会劝导他／她／他们说：“使用图书馆当然好， 侮辱作者也没关系，但要尊重知识产权和市场定律，所以最好用真金白银（刷卡也可以）把书买下来占为己有，可以无限次开卷有益。” 　　③ 视若无睹。其实心里爽歪歪，简直“罄竹难书”（按：在正常情况下，此成语只限“陈水扁／杜正胜情境”下使用）。　　④ 告诉他／她／他们读此书可以显示他／她／他们至少是“单文化精英”，就如“单黄月饼”，自然要比“无黄月饼”来得强。　　⑤ 用手机拍照为证，赢取出版商的信心与欢心。　　⑥ 进一步透露我计划中的下一部小说是洋洋洒洒三十八万字的现代文艺大悲剧《从黄药师到吴三桂：梅超风情陷夜上海》，千万记得捧场。　　⑦ 正在看世界杯（什么？你还是不是人啊？这种情况还放一粒半？），没空理会。　　⑧ 以上皆非。

问：推介自己的一部作品？ 　　按照行规，应该千篇一律地说：“至今还没有最满意的作品，因为每一部作品都是呕心沥血之作，每一部作品都有所创新。”可是今天心情好，改曰：“现在还没有把握，等拙作被翻译成十三种语言的时候再来推介吧！”（主编，快快取望远镜来！）

与民意组的官员喝咖啡次日，即上周六，我们刊出后续报道，在这之后没有听见任何反应，所以已经没事了。

后续报道主要是讲，民意组在一周内总共收到120则手机简讯，对此结果表示满意，并表示日后将继续尝试新的民意征集渠道。内容绝对“自然”，简直天衣无缝——甚至让编辑部颇感不安，不知道这样一篇所谓“补救性”的后续报道能否让总理公署满意、是否会导致民意组又挨骂。事实上，我认为明眼人会察觉以这样的内容和定调进行所谓“补救”不过是一桩反讽。

最后的安排是，又经过一轮磋商，报道最后缀了两段话，以民意组的身份指出，就手机简讯这种有缺陷的沟通方式来论断公众对整个总理讲话的态度是欠妥当的——这样的“补救”自然明确多了。

整个过程中，周遭人表现出截然差异的反应：总编、主任和年长者在宽慰我之余，多次评价现在情形已经很开放、比以往好多了；而年龄相仿的同事则一致流露不屑，仿佛我经历的是一个荒谬可笑的节外生枝，而我则纯属倒霉……很明显，年轻选民给“old masters”带来了怎样一种难以应付的代沟，按西谚的说法，can the old masters be taught new tunes?

然而不管怎么说，风波淡去几天后，我才察觉自己的疲惫，非常疲惫，带着厌倦的感觉。这个星期我去看医生，拿了两天病假，就在家里休息，读完了两本拖了很久一直没有读完的书，一本是奈保尔的《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大块文化出版），另一本则是Jack Kerouac的《在生命的旅途中》（On the Road，台北新雨出版）。